在考不取秀才又无力进文学堂之后，我又听说，扬州十二圩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，于是，我带着希望，去投奔我的一个远房亲戚。

这个亲戚也姓洪，他是我祖母家的远房，我应该喊他为表叔，他带着一艘舢板船，是一名哨官，是保护盐务的武力。

我初到他那里，因为我说是来投考随营学堂的，他对我态度还好，愿意帮忙，我有成就，他也脸上有光。

(相关资料图)

但是，哪里知道，一等再等，学堂一直没有开办的消息。我越等越着急，越住越着急，而我的那位表叔呢，他看见随营学堂不开办了，我没有希望了，就渐渐地对我冷淡起来。

随后，我开始吃起了“冷眼饭”，就是“冷眼饭”也常吃不饱。

我住在他留驻的船上，船泊在小河汊里，有时，我一个人坐在船头，芦苇上的一粒清露，辉映着我眼眶里的一滴泪珠，不管他耐不耐烦，吞着眼泪，等待着一个最后的消息，希望有好的转机。

但是，随营学堂终于没有开办，我终于听从了亲戚的劝告，回家了。

就这一个短短的时期，我所受到的心灵上的痛苦，使我至今不忍回想，依人的无聊，寄食的苦况，实在难以形容。

我记得，临走的时候，那位表叔给我开了一笔账，把原来给我的零钱和伙食费一起算足，另外，还凑上给我的回家旅费，总共是十三元，并且叫我写一张“借条”以为凭据。

这一张“凭据”，在我回到丰乐河的第二年，他就派人拿来向我父亲把欠账讨还了。

扬州十二圩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

不过，第二次，我又到了扬州十二圩，这是在我“气走安庆”之后，为什么我会“气走安庆”呢？跟着后面我就要说的。

安庆是不可一朝居了，然而我离开了安庆，又到哪里去呢？又去干什么呢？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，没有事情可干。

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到扬州十二圩去找那位远房亲戚，也许随营学堂会开办，看有没有机会进去，不过，好容易奔到十二圩，也没有事可做，随营学堂还是始终没有开。

在扬州，我看十二圩的情形，盐的气氛弥漫了一切，盐商是头等的巨富，而搞盐的工人却是劳苦而赤贫，尽管他们有气力，但还是惨淡地生活着。

可是，我是一个瘦弱的青年，被人们看不起的穷小子，天赋我的生存权利，我向何处去求？我没有路可走了，但我仍要奋斗。

我想：索性当兵吧！

于是，我想办法投到当地的盐防营，而这一个营里根本没有正额可以补，所以，只谋得了一名“备补兵”，待遇极其可怜。

首先是“住”的问题。名义上是住在营内，而实际上没有一定的铺位，遇着哪一个铺位有空，就补上去睡，如果没有空铺，你就睡不成。

我记得，我每天晚上，总是抱着一床被，到处找地方睡，清早又抱起这床被离开这地方。

睡觉的问题虽艰苦，还不要自己贴钱，而备补兵根本没有饷，不像正额兵每月有四两二钱银子。

因此，比睡觉更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吃饭，在这里吃饭是要自己出钱的，叫做打“火食圈子”，可我哪里去找钱呢？

唯一的办法，只有进当铺，距离盐防营十五里路外仪征县城的“当铺”，就是我这个穷备补兵的“银行”。

为了维持“食”的需要，我最初是当衣服，当其他零碎东西，后来当光了，没有东西可当，就当汗褂子，有一次，来回跑了二三十里，才当了四毛钱，继续维持那无情的“火食圈子”。

在盐防营，备补兵也有工作，这就是：当正额兵有其他勤务离开了，就要代替站岗或者是跟随正额兵上操。

唯一的希望是正额兵出了缺就有补上的机会，可偏偏那些正额兵不大容易出缺。

我这样在盐防营里当一名备补兵，苦干了三个月，岁月蹉跎，始终补不到一名正额兵。

我觉得，这样下去，太不是办法了，我不能不离开十二圩了，真想不到，我的遭遇会这样苦！

离开这里还有一个原因，刺激我一定下决心离开盐防营，这就是在备补兵期间，碰见一个班长，他也是一个“头目”，一个流氓。

我不知怎样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开罪了他，他对我的态度特别的坏。有一天，他对我摆出一副可怕的狰狞的面孔，很凶恶的神气，威吓我，骂我（我不懂他说的一些什么话，但知道他是辱骂我），幸而没有殴打我。

这还真是一个谜，我至今仍想不起那个班长为什么这样对我。

当时，我怀着很大的忧郁与恐怖。我想道：那班长是流氓，流氓是不好惹的，动不动就是“白刀子进、红刀子出”，我何必冒犯这危险？被人歧视、欺负、侮辱，难道一个备补兵就是这样的奴隶地位吗？

于是，我第二次离开了十二圩。

“潮落夜江斜月里，两三星火是瓜洲。”

瓜洲离十二圩不远，都在江北岸，瓜洲的诗景，变成了我当日的心情。

我像一颗星影，一盏渔灯影，随着夜静静的江流，又回到另一个地方——安庆。

我到安庆前后共两次，第一次到安庆是去考安徽陆军小学，我的母亲辛辛苦苦东挪西凑给我二十四元做盘费，我由丰乐河到安庆，一共三百六十里，走了六七天。

我们一行五人，都是丰乐河过去私塾的同学。抵达省城后，住在一家小旅馆。一经调查，才知道“陆小”虽招考而名额有限，并且各县名额都有规定，大县两名，小县一名。

比如合肥县只有两名，巢县是小县，只分配一名。这一名，争的人很多；同时争这一名的，有一个最有势力与巡抚衙门有关系的，势在必取。我不管这些，我总是要考。

第一次考体格，检查身体，那时我拖着一条小辫子进考场，我的体格算是通过了。

第二场是考国文，题目我还记得，是《战阵无勇非孝也》。这一篇文章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，出场时，我把这篇文章的底稿给大家看，都说：“一定取！”

但是结果榜上无名，我们巢县的这一个名额，给了同巡抚衙门有关系的人了。这人姓贾，年纪也轻，很漂亮，又进过学堂，我当然争不过他，这个我很自信有把握、旁人也相信我有把握的机会，又失掉了。

记得我一到安庆，紧忙先去瞻仰“陆小”。我看到它的堂皇的屋宇，穿着整齐的制服的学生，我是何等的羡慕。

假如考取了，进了这一个好学堂，应该如何快乐。正因希望迫切，讵料榜上无名，我自然更加懊丧。

云天辽阔，四海茫茫，我注定了失败的命运。怎么办呢？想起来真是烦闷极了，痛苦极了！

而那些没有考取的人都纷纷回家，他们也劝我回家，说：“还是做生意好。”但是，我觉得不能如此，我情愿流浪，一定要从流浪中找出一条出路来，不管怎样的艰难困苦。

我到安庆不久，从旅馆里搬到唐启尧先生的公馆。在清朝末年，创办新军，每省成立一个督练公所，唐先生是督练公所的总办，大家都称他做“唐军门”。

清末督练公所（南京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
我为什么能住进“军门”的家里呢？因为我们几个同伴从丰乐河上省，其中有两个是唐先生的本家，于是，我就同这两人住在唐公馆。

在唐家，他们专门请一位先生，姓庞，河北故城人，专教他的二儿子。一番交谈之后，庞先生很器重我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我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，有前途的青年，所以，他对我态度很好。

我寄住唐公馆，一面陪着“唐二少爷”读书，一面抱着第二年再考安徽测绘学堂的希望。

“唐二大人”是唐军门的二哥，他是一名秀才，不住在唐军门的公馆，不过常到这里来。

忽然有一天，他跑来当着唐二少爷的面厉色地向我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他是少爷，你这穷小子配和他在一起住在这个公馆里吗？”

当时，我以一个入世未深、阅历尚浅的青年，听了他的话，像晴天霹雳般地打到头上，受了这样一个难堪的刺激和打击，又伤感，又气愤，实在受不了，我宁可流浪死、漂泊死、冻死、饿死，也不能被人家欺负，受人家侮辱，我决心要走。

就在挨骂的那一天晚上，我睡不着，想来想去，非走不可，半夜，悄悄地走到庞先生室内告辞，当时，庞先生已睡了，我轻轻将他唤醒，他坐了起来，看见我哭着，大惊，忙问我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我眼泪直淌，说：“我要走了！”

庞先生问：“为什么要走？”

我说：“我非走不可！”

庞先生说：“我看还是等一等机会吧。”

我说：“不能再等了！唐二大人今天对我太难堪了，我本来不配住在这公馆里。”

说着，我又哭了，哭得非常伤心！

庞先生极力安慰我，他晓得不能挽回我的决心，可又知道我没有盘费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是一个深秋，旧历的九月间，我穿的还是一件夏天的生丝蓝大褂。这件大褂，是我母亲特别替我制成的。

庞先生问我：“你无衣无钱，怎样走啊？”我答：“讨饭都要走！”

庞先生于是送我一串钱、一件旧布大褂。再三叮嘱保重，洒泪而别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带着悲愤，带着坚决的奋斗情绪离开了安庆。后来，听说庞先生在我离开安庆的不久之后回河北去了。

随后，我在扬州当警察的时候，还通过一次信，他劝慰我，有“不犹愈于蓬飘无定乎”的话。现在，此翁是不是健康如昔，我常系念着。

那么，我这第二次安庆之行，是因为在十二圩再住不下去，又听说安庆测绘学堂招考，可到安庆后，这个学堂并没有招考，我住在一家很小的旅馆里，实在维持不下去了。

那时，安徽已创办新军，成立了一个混成协，我打听到这混成协征兵，听说秀才也有从军的，我很愿意当兵从戎。

当时，征兵有一定的章程，首先要由地方保送，再经过种种手续、程序，但当时的我，是没有方法可以办到的。

兵既当不成，想找一点小事做也找不到。最后，不得已补上测绘学堂一名传达，我想先解决吃饭问题，等待测绘学堂招考的机会。

传达就是号房，我就住在门房里。干什么事呢？引导来宾会官长或学生，登记收发分转公文信件。

而且，做这些工作的，不止我一人，好像有三个人，这种传达工作，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。

我搬进门房去不久，就感到了苦痛，觉得这一个工作，只是一个“听差”的地位，我不能干，我想：新兵虽然当不到，与其当一个类似听差的传达，不如当一个警察吧。

按当时的警察制，要想当一名正式警察，先要经过备补警察的阶段，由备补然后入正额，否则补不上，纵有正额，也没有办法。

什么叫做“备补警察”？就是人家请假不站岗的时候，你去替他站岗。每站一次是三小时，每一次四十文，后来，我就靠这份钱吃饭，打伙食圈子。

在安庆，人家普通都烧芦柴，我住进警察分局去的时候，连睡的地方都没有，巡警局的厨房也是烧芦柴，堆在厨房的一角，我在晚间就倒在芦柴堆上睡觉。

实际上，我最怕的是夜间站岗，一般正额警察请假，偏偏常在夜间十二时到三时，乃至三时到六时。

那时正是冬季的寒夜，夜间起来很冷，衣服不完全，感到直打战颤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也只有咬紧牙关，从芦柴堆里爬起来，穿着一套半新半旧的别人的制服，挟着一根不长不短的木棒，孤悄悄站立街头，冷对着一片凄凉暗淡的夜景，万感交集，不知不觉地想到茫茫人生，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？

就这样，又过了两三个月，测绘学堂的招考消息仍然渺然，而我又连一名正式警察也补不上，老是穿人家的制服，替人家站岗，受尽辛酸之苦，我实在支持不住了，还是要另找自己奋斗的道路。

就在这时，我接到从前丰乐河私塾的一个同学方若木（合肥人，当时在扬州做警察巡长）一封信，他说：扬州有一个巡警教练所招考，我可以进去，而且受训三个月当正式警察，慢慢可升巡长。

清末警察（1900年，山东菏泽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
我接到信后，以为这个巡警教练所一定是一个学堂性质，只要是这样，不管它几个月毕业，不管毕业后的出路是什么，能借这个机会离开安庆，是我很愿意的一件事。

这时，我两去安庆，又再别安庆，此地临江的塔影是那样尖瘦，晓雾迷蒙，江波浩淼，我带着痛苦和希望的心情，离开这里，随着东流水又飘向扬州去了。

离开安庆之后，我来到扬州，进了巡警教练所，所址在史公祠，对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史迹，我应该郑重地介绍一下。

扬州“屠城三日”后，一代民族英雄史可法，忠骸混在死尸之中，因天气蒸热（扬州被清兵破城是四月二十五日），尸身腐烂，不能辨识，无法收殓。

隔了一年，他的家人才将他生平所用的袍笏，葬在扬州城天宁门外的梅花岭。

出扬州天宁门有一座大庙，叫做天宁寺，寺东不远有一所破房子，褪了色的古木栏杆，这就是有名的史阁部祠——史公祠。

史公的衣冠冢在祠内，梅花岭在祠后，墓与祠向分两区，祠在西，墓在东，共由大门出入。

在入门处，有翠柏数株，昂然独立，与岭上的红梅遥相辉映，显示孤忠抗敌的精神。

墓前，有杂植松柏梅花十数株，墓南有正厅三间，东有客厅五间，船厅七间，梅花仙馆一所，多已颓败。

在堂中，悬有史公的画像，对联很多。其中有：“生有自来文信国，死而后已武乡侯。”“数点梅花亡国泪，二分明月故臣心。”

由墓西北隅园门入，有长廊一道，壁嵌石碑很多，还有一个碑亭，中置崇祯年铸的铁炮一尊，是当时史公守城的工具。

由正厅折而西入祠，有飨堂三间，中设史公牌位，两旁附祀诸人，这些屋宇都很荒凉。长廊外，梅花多株，间有樱花。

梅花岭在祠的后面，要由祠外绕道而去，只有清潭一泓，垂柳数枝，土阜半堆，破屋两间而已。

当日，史公抗清点兵放炮，就在这一座土阜之上，而所谓梅花岭，传到后来，虽有疏落的寒梅数枝，但已无岭可登了。

虽然祠宇荒凉，颓败，冷落，而史可法爱国抗敌的精神和事业，永远值得千秋万世崇仰。

我在巡警教练所时，一共不过几十名警察学生，有一个所长主持，其地位等于巡官。所谓教练，非常简单，就是教你当警察的规矩和知识。

就这样，三个月完后，我补上了一名正式警察，任务还是站岗，不过，与上次在安庆所站的岗不同：上次站的岗是人家的岗，这次的岗是自己的岗。

的确好不容易，我终于有一个正式的自己的岗位。

但是，站岗也常常被轮在晚上，我带着一支旧式枪，突兀地站在盐运使署大门口。这种夜岗，在冬天不知不觉地使人产生凄凉的情绪。

有时，站得很疲倦，偶然把上身倚靠着门墙上，忽然下意识地警觉这是犯规的，站岗是不能打盹的，于是身子一下就挺立起来了，告诉自己不能犯规矩，只好在大门口蹬蹬脚或是踱来踱去来取暖，来提一提精神。

当时，一天只吃两餐，餐餐照例是黄豆芽汤一碗，吃得实在太厌了，有时我拿三五个制钱，买点咸萝卜下饭，可见在当时，这咸萝卜的风味是无穷的。

站岗不久，我又调任勤务警察，好些同事羡慕我：“啊！升官了。”

真是升官了吗？不是的，不过是不站岗罢了，任务是：外面来局“打官司”的，代为排解或报告上面；送贼来了，把他收下，拘留；登记户口，查户口跟着出去，专干这些日常事务和零星差遣。

一方面看来，从一个站岗警察调为一个勤务警察，算是幸运，确是从所谓优秀的警察中挑选上来的，而按工作的实际，也不过是一个门房、一个传达罢了。

在这期间，我有下面两种表现：

一个表现是我工作不忘求学，站岗不忘读书。我当站岗警察的时候，每天除站岗外，不是看报，就是读书。并且到处找书看，借书看，渐渐喜欢读新书。

一天，忽然在街上看见一张“英算专修科夜班招生”的广告，我高兴极了，认为这是一个求学的机会，自己太没有科学基础。学习英文、算学是一件必需的事。

于是，我就去报名，每晚上两小时课。算学是从加减乘除学起，英文是从ABCD学起，对我等于是“科学的启蒙”。我一面站岗，一面求学，大家觉得我有点“特别”之处。

还有一个表现，可说是我当时的一个特殊表现，一个精神上的嗜好，也成为被人注视的原因。

这是什么呢？就是“捡字纸”，我们局里扫垃圾，每天一大堆，里面的字纸不少。

当时，我不懂得什么叫卫生，什么叫细菌，天天用两根小棍子，一个破篮子，从垃圾堆里捡字纸，捡完了，送到字纸炉去烧。

为什么这样持之有恒地捡字纸呢？现在想起来，大概是由于以下两个意识：一是从前在私塾读书的时候，先生总是叫我们“敬惜字纸”，我受了这种教育的启示；一是我小时常常看见有人挑字纸担，认为是一种功德，一种好事，我受了这种工作的暗示，不知不觉地把捡字纸这一件事看做很重要，很正当。

那时，好多人认为我是勤劳，称赞我做“功德”；但也有人拿我开心，把字纸扔在那里等我捡。

一个伙夫就常和我开玩笑，对我说：“字纸多了，还不去捡吗？”我只有报他一个微笑，我不管旁人的称赞和讥讽，总认为“捡字纸”是一件好事，自己应该去做。

因之，又想起幼年时代的一件事：在西峰庵私塾从张先生读书那一年，听人家讲起“乌鱼”是一种“孝鱼”，我就不但不吃乌鱼，而且常常买来放生，认为“放乌鱼”是一件好事。

这一种心理，也许是根源于慈母的爱，也许是由于私塾中先生讲中国伦理故事所烙印的一观念，这是和“捡字纸”一样的心理。

后来，勤务巡长不知是不是看我工作上有些什么不好，把我又调回站岗。而我反觉态度怡然，因为勤务警察的工作太麻烦，太琐碎，太不自由，倒不如去站岗，只要站了岗，此外的时间可以任意支配，捡字纸，看书，上课，没有什么拘束。

这一时期的生活，总括起来是：学习英、算，看报，读杂书，捡字纸，站岗及警察职务上的杂事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期待，就是希望陆军一类的学堂招考，我立定志向，预备学陆军，于是到处通信打听，随时存着这一份希望，一直期待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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